像美国高通公司一样把专利变成金钱，是很多专利持有人的梦想。“任何一项第三代移动通信（3g）标准都无法绕过高通公司的专利”，已经成为高通公司专利许可营利模式的一个标志性口号。2009年高通公司净利润为15.9亿美元，其中约2/3来自专利许可收入——专利已经成为高通公司的“印钞机”。但很少有企业愿意把辛苦打拼来的利润，乖乖地“奉献”给高通公司，因此，诉讼已经成为高通的核心业务之一，而专利借助诉讼成为高通公司获得他人利润的“屠龙宝刀”。
如果没有高通公司那样的专利产出，其实也没有关系，看看那些被称为“专利海盗”的公司，就会知道怎么回事儿。“专利海盗”主要用来称呼那些发起挑衅性专利诉讼的公司。他们以专利侵权为由起诉一些业界顶尖的企业，并试图通过专利来赚取大笔钱财，而他们的专利根本就没有打算用来实施。
“专利海盗”后来就指称那些从其他公司（往往是破产公司）或个人手上购买专利，然后有目的地通过起诉某些公司（可称为“大肥羊公司”）产品侵犯其专利权，索要高额赔偿以牟利，而其本身并不制造专利产品或者提供专利服务的一类公司。他们的商业模式很简单，这些公司唯一的工作就是找一些大公司要钱要许可费，如果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就起诉。
英特尔的格鲁夫曾犀利地指出：“如果政府授予一项专利权，就应该规定专利权人发展产品的义务。” 2008年，威瑞信、谷歌、思科、爱立信与惠普等决定成立“企业安全联盟”自保，以避免成为“专利投机者”的目标。新组成的“企业安全联盟”企图抢在对手一步前买下关键知识产权，以让别人无法利用专利权对他们大举诉讼。
即使拿着专利合法地去收费，也不一定被认为是“高尚”的商业模式。更何况，“专利海盗”的那些所谓专利，是否真的符合专利授权条件，有时还值得怀疑。不过，假若“专利海盗”手中的专利的确有效，现行制度很难制止他们，最多在司法政策上给予较少的赔偿甚至不予赔偿。其实，还有比“专利海盗”更严重的问题，正如我在《专利：阻碍还是鼓励创新》一文中揭露的，有的企业可能并没有使用他人的专利，但畏惧于高昂的诉讼费用和糟糕的商业影响，不得不屈服于专利权人的诉讼威胁，不明不白地交了专利费。这种收费方式比“专利海盗”还要偏离专利制度的本质，似乎更像是敲诈。
然而，也有像巴尔实验室这样的专利制度下的“高手”，他们甚至连专利都不需要，还反过来向专利权人收费（此即反向支付）。巴尔实验室首席执行官布鲁斯·l·唐尼，曾一语道破天机：“我们的商业战略的一部分，就是寻找那些不攻自破，或不堪一击的专利权。”1999年，礼来公司为了避免巴尔实验室的纠缠，向其支付了400万美元，否则，如果巴尔实验室起诉氟西汀专利权无效获得成功，礼来每年将要蒙受10亿美元的损失。无疑，支付这400万美元是明智之举。
表面上看，巴尔实验室似乎在维护专利制度的正义，很多时候他威胁的是那些不应当授权或者有瑕疵的专利，然而，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收费，而不是为了公众利益将专利无效进行到底。毫无疑问，如果公司掌握了这种“抢钱”的方法，就只需要专利检索分析人员，还有律师和谈判专家，什么研发人员之类的，都是浮云。（知识产权报 作者 袁真富）
